壮阔东方潮 奋进新时代

——庆祝改革开放40年·见证

本报记者 杨 雪

“五天工作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带给老百姓最大的实惠之一了。”作为五天工作制的推动、见证者，80多岁的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孔德涌对整件事的始末记忆犹新。他还能清楚说出那历史性的时间节点：1994年3月全国开始实行单双周，1995年5月正式实行双休制。为了减掉这个“一天8小时”，相关人员前后奋战了接近8年。

自近代逐渐步入工业社会以来，中国人一直每周工作六天，从没听说过五天工作制。“改革开放初期，胡平经常出国参会，他发现联合国到周五下午就不开会了，其他国家也都普遍一周休息两天。”孔德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五天工作制是自己到任研究中心主任后推动实行的，但最早萌生五天工作制想法并着手组织调研的，是前任主任胡平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六天工作制已明显暴露出效率不足。孔德涌说，一周只休息一天，周末比上班还累，特别是女同志，洗衣、做饭、带孩子、看老人……休息日成了战斗日。工作日的上班时间，工厂里却有聊天的、嗑瓜子的、织毛衣的、溜出去买菜的等等。

1986年初，胡平趁一次开会的机会，私下向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五天工作制的想法：可以提高效率、节约资源能源，让大家有更多自由时间休息、学习、做家务。孔德涌说，宋健了解后很支持，1986年5月，“缩短工时课题组”成立。

在我国推行五天工作制能不能提高效率？会不会造成经济损失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课题组广泛搜集了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工作时间的统计资料，逐一分析。“苏联是1967年从六天工作制改成五天的，其对70个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%。”孔德涌说。而根据在国内开展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，当时中国大部分单位有效工时只占到40%—60%——六天工作制的48小时里，有效工作时间不足30小时。

课题组针对不同调查群体设计的问卷里都有同一个问题：“增加一天工资”和“不增加工资，增加一天休息”，选哪个？结果80%以上的人选择多休一天。假设周末变成两天，从经济学角度出发，课题组还测算了社会服务业的承受力，认为缩短工时将带来第三产业发展。1988年课题结项，一份《关于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》报告提交给了宋健。

不久，宋健告诉胡平，总书记已经看了报告，基本同意一些重要观点，但这是关乎全局的大事，涉及问题很多，还需要充分准备。“你们就好比烧开了一壶水，这壶水早晚要喝，但究竟什么时候用来沏茶，要等合适的时机。”

胡平随即向国家科委提出在研究中心先行试点五天工作制，没想到碰了个大钉子。当时国家科委分管此事的领导认为五天工作制是天方夜谭：“什么五天，七天还不够呢！”就因一句话，整个事情就此被搁置了。

转机出现在两年后的1990年，胡平退休，孔德涌接任，翻查资料时发现这项重要研究成果。“我之前在国家科委政策局当总工程师，分管国家软科学项目，五天工作制课题立项就是我主持通过的，印象很深。”孔德涌立刻决定重新启动这项工作，研究人员继续深入探讨和补充，并联络相关行政部门劳动部联合推进。

劳动部收集了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，发现一周工作40小时是世界主流。但在我国一下子从48小时减至40小时，会不会太猛？于是按44个小时开始酝酿折中方案。据孔德涌了解，当时考虑到一些行业安排半天工作很困难，最后，隔周五天的方案得到各方赞成。1994年3月1日，中国人终于迎来了“单双周”。

待到孔德涌得知五天工作制正式实行的消息时，他正在美国纽约，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。1995年5月1日，孔德涌永远记得这个日子——当年烧开的一壶水，终于在这天沏出了一杯好茶！